“包产到户”的试验推行让燎原社社员热情高涨，试验的成功更是为他们吃下了定心丸，让他们看到农业生产的希望。1956年5月9日，经过四个月艰苦探索，试验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联产承包的经验来，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也是中国第一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作深入浅出系统科学的总结。但是，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包产到户试验取得的成效和戴洁天的总结，改变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怀疑和斥责。首先是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文章武断地给燎原社试验戴了帽子，定了性。

　　（采访燎原社发起人之一戴洁天：他定性是，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农民单干积极性，资本主义积极性，他说这个是狐狸当美女，将来要吃亏的。）

　　面对责难，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主持下，对《浙南大众报》进行公开答辩。戴洁天等联名写文章寄给《浙江日报》。李云河、戴洁天写出了《“转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在全国第一次关于“包产到户”大辩论中，戴洁天以永嘉县委的名义执笔撰写《中共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的基础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

　　（采访燎原社发起人之一戴洁天：当时的地委机关报批判，后来和反右派一起来了，一级升一级。）

　　这场论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批判、斗争之后，无情打击的“组织处理”接踵而来，1957年春天，试验不要到10个月的燎原社包产到户，被迫停止。

　　（采访原燎原社副社长龚阿桃：我们就不喜欢散，只想干下去，后来上头压下来，开了个会就把我们散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农村的干部，算不了什么干部，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散了。）

　　（采访原燎原社主办会计高银生：那时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把你打成反革命也没办法，没话好说，没人让你出气，不好说。）

　　当年夏天，随着“反右派”在全国展开，所有参与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有关人员全部跌入“反右”漫天火海，无一幸免。在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几个代表人物，李桂茂被定为“中右”，撤销党内职务，从温州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降到另一个县的一个公社管委会担任副职。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戴洁天被戴上了“反革命”和右派两顶帽子，判决刑期是管制劳动三年，但实际上一管就是23年，无人过问。

　　（采访燎原社发起人之一戴洁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春花生产收割前一个礼拜，分配方案都已经造好了，通过这个方案，会反映出来农民增收了，这作为我们拟出来的办法，到底对谁有利，我们分配方案上充分显示了三个积极者的坚持的都是增收，可没等到我们分配，他们就一定要制止，所以曹埭村的那个村民叹了口气，说把屋顶的瓦片都吹走了，哎呀，想起来可惜啊。）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受极“左”思潮批判的“包产到户”，今天在中国农村已是山花烂漫，当年的燎原农田，如今已建设成为瓯海省级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温州富了，燎原富了，致富后的燎原人并没有忘记老一代人的探索和追求，而是以更加扎实的步伐，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