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新闻背景：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慈善事业，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此举放在我们企业捐赠备受议论的当下，立即激起舆论热议。拿盖茨“裸捐”质问、劝诫中国企业家的言论一时铺天盖地，但似乎总难以让人听进去。也许先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更为有用：为什么中国出不了盖茨这样的富豪？是因为水土不服，企业的经营理念不同，还是因为中西财富观、人生观有本质区别？

    龚丹韵：“不留一分一毫给子女”，我们恐怕再怎么善良都很难做到，毕竟许多中国人辛苦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子女。财富怎么分配，不单是简单的良知问题，还与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吧？

    王德峰：确实，尽管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中国人也希望下一代能自己奋斗，也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从根本上，中国人传统的人生价值建立在家庭血缘传承上，亲情是人生意义的基础。农耕时代，有些人会把银子或黄金埋在地下，家族里只有少数人知道，却对子孙隐瞒，以激励子孙自己奋斗，但是一旦子孙的生活发生危机，就会把这笔财富挖出来。让中国人为自己的孩子一分钱都不留，为自己后代的前途一点都不操心，是不太可能的。

    在西方近代精神中，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赚钱是为了什么？首先自然也是获取养生之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其后，一旦所拥有的财富超出消费能力的范围，就不仅具有个人享受的意义了。在西方，与财富相关的一句话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他们觉得财产谈得上“神圣”呢？物质财富本身无所谓神圣，占有财产的人格是神圣的。人不可能凭肉体占有外部事物，只有人格才能占有外物。经过新教运动和启蒙的哲学运动，西方近代以来的私有财产观念，一直和人格联系在一起，其意义并不限于现世的享受。个人财富的增多表明了他的人格空间的增大，同时也意味着他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的增大。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洛克菲勒这样的人会认识到单纯在巨富的重负之下消耗生命、度过一生是一种愚蠢。

    龚丹韵：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与之不同。比如孔子说“先事后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谈其他；靠别人帮助生存，是一种耻辱；甚至认为，囤积物质财富是必要的……如此种种“藏富”心理，难道是我们的慈善事业难以做好的原因？

    王德峰：中国人向来有一种说法叫“救急不救穷”，也就是说，某人的贫穷状况是要靠他自己的奋斗去摆脱的，别人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义务的。古代的藏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小农社会的生存压力。如今大家都认同，每一个人都是必须受保护的个体，在这种近代以来的关于人道社会的观念的基础上，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所以，只要我们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这些小农社会的心理迟早会被抛弃。

    事实上，从汶川地震的民间捐助热情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本就有着与慈善理念一致的地方。比如面对灾区百姓的家破人亡，我们会感同身受，悲从中来，这就是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善情感。又比如，“功成身退”是道家提倡的境界。一个人，当他参悟人生、明白财富的有限意义之后，就会懂得“退”。盖茨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退”，他没有完全被资本的逻辑所支配。资本的逻辑是不断增殖，永无止境，但人生却是有限的。结果，看起来是你拥有资本，但是在超过一定限度之后，你其实反被资本所驱使，成为它的工具。有智慧的人都会对财富无限增殖所造成的生命异化，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龚丹韵：但是，盖茨的“退”，对我们没有示范效应。他把财产捐给了自己名下的基金会，后半生可以像管理微软一样管理它，由此开启人生的新事业。西方一些慈善家的后代就是将管理基金会作为终生事业，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长子。而我们的捐款交出去后，怎么花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兴趣投入了。